半岛·综合体育中国人自古就有春雨贵如油的说法，还有瑞雪兆丰年的说法，其背后的含义是冬天和春天降水的珍惜宝贵。这是季风气候的特点，雨水来自夏日里的海洋水汽蒸发，东南海洋季风年初在南方登岸，那时候势头还弱，于是，水汽凝结于陆地，在广东广西形成回南天。继之风力稍强，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与退守的大陆冷空气僵持，长达一两个月的梅雨天气，让江南人饱受阴冷潮湿之苦。直到七八月份，冷暖风团交锋的锋面移至华北大地，豪雨到来，一年的主汛期突然降临。华北每年降水量的四成出现在7月下旬8月上旬，俗称“七下八上”的短短20天内，这样的降水是和作物生长很不匹配的。 庄稼发芽的春天雨水之可贵，就集中在了“春雨贵如油”的表述里。若土地傍着大山，且是冬日里有着大量积雪的大山，春天冰雪融化成雪水沿沟谷而下，山脚下的农地就会有水源滋润，这对春天植物发芽便是绝好的天时地利。秦岭主峰太白山海拔3700米，高悬于关中盆地之南的群山之上，渭河的源头鸟鼠山，海拔2609米，处于陇南大山的边缘，春季随着温度急剧升高，山上的积雪开始融化，水流至海拔500米的关中盆地，水势减缓了，如果从春日灌溉的角度看，关中盆地有着绝佳的地利条件。 如果再配以水井，且是浅层地下水的水井，春日之灌溉，就没有难题了。

　　瓠子堵口是西汉时黄河上一次大规模的堵口工程。用尽了附近淇园的竹子。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当年淇园竹的茂盛和粗大（插图：stano）

　　在宝鸡，看完了渭河岸边石鼓山上的青铜博物馆，我住在了背靠黄土山的渭河北岸，穿过一个巨大的菜市场，再往北就是山坡。山很高很陡，也没有路，让人没有爬上去的愿望。但奇怪的是山体没有峰峦起伏，山脊却似乎一样高，处在同一个水平面上，我突然有所领悟，难道这不是山，而是那种陡峭的黄土塬的塬壁？这个想法抓住了我，我赶紧跑回酒店，从电梯上到17层大楼的顶层，算上大堂，这里的高度有60米的样子，可只是达到了黄土塬中腰的位置。从高处往下看，宝鸡市像条带一样贴着黄土塬拉伸，街道多是东西方向，火车线贴着黄土塬坡底，轰鸣而过，不远处是火车站，出了车站铁路便钻进了黄土里。而我这次是坐着高铁而来，高铁行驶在渭河南岸，沿着秦岭的脚下飞驰。

　　宝鸡就是这样一个夹缝中的城市，渭河出了陇东高原，劈开山谷，发源于黄土高原上的金陵河、千河又在这里汇入，渭河的北岸于是分割出一块块巨大的黄土塬。黄土被从遥远的亚洲内陆吹过来，到了秦岭已经是强弩之末，但在渭河岸边，仍旧堆出了高达近百米的厚度，也是让人感叹。当然，也可能没有如此厚，渭河在汾渭大裂谷切割土地，很可能切入了黄土层下面的更古老的土壤。

　　周人繁衍壮大的周原就在宝鸡凤翔的黄土高原与渭河河谷之间，《诗经》里就有“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大意是周原土地肥美，连苦菜都甜如糖，于是周人搬到这里建屋定居。宝鸡之所以有青铜博物馆，也是因为在周原发现了很多精美的青铜器。

　　向卖玉米的小贩打听这里庄稼种植情况，他告诉我种猕猴桃的多，种葡萄也多，粮食主要种玉米和小麦，一年两收。种庄稼的水源怎么解决呢？“靠打井。”小贩很骄傲，这里打井非常浅，通常三米，顶多不到十米就能打出水来。他的家乡就在宝鸡边上，这个地方真是风调雨顺，当汾渭大裂谷这个贯通于晋陕大山与黄土高原上的重要地质构造在这里即将并拢，裂谷中间这片土地就显得尤其得天独厚。两边是山，是高原，地势比这里高得多，地下水向中间汇流，土壤于是得到润泽，打井是如此容易，种庄稼变得易如反掌了。

　　宝鸡最初修的铁路陇海线在渭河北岸穿城而过，后来新修的高铁又从城市的另一面经过。我站在城市南侧的高铁站上向北望，黄土塬边的陡坡仍然清晰，上面的建筑都能数出层数来，中间渭河大桥的桥梁斜拉悬梁也看得清清楚楚。两条铁路线、一条河编织出了宝鸡市，一座镶嵌在大裂谷边缘的城市脉络。

　　在《汉代农业：中国农业经济的起源及特性》里，许倬云讲到汉代农人的打井盛况，考古学家在洛阳周边的80余座汉代古墓中，发现了97口水井模型。他指的应该是冥器陶井，汉朝人事死如生，墓葬里要配置墓主生前使用的器物，以冥器中水井的数量，许倬云推断彼时家家户户都会打上一口井，水井在汉朝已经是生活必需品了。该书还提到，有则碑文记录了一个小里邑的居民集体开凿了一口义井，有91人捐了钱，捐款者的名单中没有一个被标明是官员。作者推断，兴修水利不仅是政府关心的问题，也是为普通百姓所愿意的，共同利益面前百姓们已经自我组织起来，共同分担开销，并共享效益。

　　虽然古人很早就打井灌溉，周代的耕种制度即是以井田为基础，但大规模的汲水灌溉有赖于挖井工具的普及，铁质农具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并被农人们使用，但到了汉代铁质农具才人人都用得起。有了水井，方便调用地下水，或许是关中盆地农业大发展的一个促进因素。

　　这是9月中旬，北京已经暑热褪去，白天也不再骄阳似火了。我来到西安，寻访汉代的古人生活。西安郊外汉代宫殿遗址，太阳明晃晃的，晒得人只想躲在阴凉里，可惜，这座占地面积有36平方公里的汉代皇城，却只在大路两边种植有树木，大片的土地上种植着番薯，以保护曾经辉煌的遗迹。未央宫，占地5平方公里，是紫禁城的数倍，宫殿早已不再，留下的是巨型的高台。未央宫多座宫殿楼阁的名称，让人联想到的是古人对天气晴暖寒暑的感知，如温室殿、清凉殿。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椒房宫殿，皇后居住的宫殿，墙壁用花椒与泥土混合涂饰而成，为什么选用花椒？据传是因为花椒的香气使人感到暖和，正与皇后雍容华贵的气质相契合。

　　上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曾在椒房宫下发现了地道，起初不以为意，后来在整个未央宫下发现了密如蛛网的地道网络，连接了几乎所有的宫殿。地道究竟有何作用，引来了多种猜测，甚至有人以为是皇帝用来偷情的通道，但皇帝在自己的宫殿里又何必偷情？秦并六国后，秦始皇担心被刺杀，将咸阳旁方圆200里的宫殿都用甬道连接，每天换一个地方睡，到处都充斥着美人，哪里用得着偷情？就是怕有人刺杀。有一次秦始皇看到李斯的仪仗很大，抱怨了一句，没想到李斯居然减删了随从。秦始皇疑心李斯有内应，又查不出来，就把那天说话时身边的随从全杀掉。帝王的戒备之心，是普通人难以设想的。

　　骄阳似火，走在空阔的未央宫遗址，我更愿意相信这些密道是冬暖夏凉的交通网络。西汉是春秋战国至西汉700年大暖期的最后一个阶段，除了未央宫，汉武帝大肆兴建长安城北上百公里，黄土高原上的甘泉宫，那里山水环绕，自然景观优美。汉武帝几乎每年入夏都到那里办公避暑狩猎，他在位将近54年的时间里，竟然去了70多次。而后世的朝代，鲜少为了避暑如此兴师动众的，也只有来自白山黑水的清廷有远途跋涉到北方避暑的传统。当然，这是比较而言，历代掌握海量资源的帝王都会对避暑御寒有着奢靡的要求，唐代也修建了很多避暑宫殿和温泉宫殿，《唐会要》记载唐太宗修造襄城宫，因为选址不当不能避暑，只入住两晚就被拆毁了。

　　椒房宫与甘泉宫，一个温暖一个清凉，代表着四季寒暑的两个侧面。在古代，也只有帝王能够想出微调身边小气候的花样了。

　　当我的气候探索之旅进入历史时期后，处于温暖与寒冷交接期的汉代是一个颇值得探究的历史窗口。个中原因，还需细细道来。

　　周初的寒凉期结束后，中国历史时期中第二个温暖期涵盖了春秋、战国、秦和西汉，至公元初结束，持续700多年，从春秋的小国寡民到战国人口膨胀诸侯国激烈竞争再到秦的一统、西汉的重农抑商，这是中国大地上的人类从“岛屿”状的隔离状态走向紧密联系、建立统一帝国的700年，这期间经济的主流趋势是增长和繁荣。农业在增长，人口也在膨胀，到了汉代人均粮食占有量有了飞跃，也是在汉代，统治者确定了农业立国的路径。

　　西汉的温暖，零星见诸史籍中。《汉书》里曾记载，公元前117年，汉武帝元狩六年，“雨水亡冰”，也就是雨水节气的时候还没有结冰。雨水是一年中的第二个节气，相当于二月中旬，那时一年中最冷的时节刚过，是即将转暖的时候。此时还没有结冰，看来是暖冬了。公元前86年，汉昭帝始元元年，也是“冬无冰”。

　　不过，个别冬天的温暖并不意味着整体气候的暖和，植物的生长才具有长期的指示意义。司马迁作《史记》，在《货殖列传》中描写当时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千树荻，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橘、漆、竹皆为亚热带植物，当时均超出现今分布限度的北界，证明气候要比现在热多了。

　　有关西夏的温暖，还可以从黄河决口及其治理得到佐证。黄河自周定王五年（前602）发生有记载的第一次改道后，尽管决口千余次，改道20余次，但重大的改道共有6次，其中两次发生在汉代，一次是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一次是新莽期间。武帝之前文帝期间已有河患，武帝时的黄河在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决口，河水冲向东南，经巨野泽，由泗水入淮河。朝廷动员十数万人维修堤防，可屡次筑堤屡次被冲毁，有20余年的时间人们对黄河的决口改道无可奈何。后来元封元年（前110），再次征调大量军民，斩伐河南淇园的竹子，编成容器以盛石头，才堵塞住黄河决口（《史记·河渠书》）。

　　这次治水，久治无功时朝廷中流行一种“天命论”，认为河流改道是上天的旨意，人是没能力违逆的，后来用了新办法就封堵住了大堤，朝廷上下颇为振奋。可惜决口总是如影随形，汉成帝时，河堤使者王延世想出来往竹笼里装石头，船载竹笼抛石堵口的方法，大获成功，成帝遂改年号为“河平”。与黄河的缠斗，是汉代朝廷的头等大事。

　　编制竹笼，竹子的尺寸得够宽够长。多次在河工中使用竹子，透露出了当时的竹子生长状况，看来黄河流域的竹子是颇为繁茂的。如今我们很难在黄河边看到成片野生的竹子，只是在个别的地方，且是人工培育的情况下有零星的竹子生长。北方观赏用的园林竹，即便是施肥的情况下也很难如南方的毛竹高大。竹子喜湿喜暖，汉代黄河两岸的竹子，野生的却能用于河工，足见那时气候的湿暖。

　　至于黄河于西汉频繁决口，是否暗示着彼时因湿暖而暴雨频繁，却难以构成一个科学的逻辑链条，曾有科学家研究了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与黄河下游泛滥决口频率的关系，东汉到唐朝中期之间，黄河的泛滥决口频率几乎不受气温变化的影响；唐后期以及北宋前期，天然植被破坏导致入黄河含沙量增加，泛滥决口频率升高，其频率与气温正相关；北宋后期至今，黄河决口频率越来越高，并且泛滥决口频率与气温存在明显负相关性，气温越低泛滥决口频率越高。对此，研究者给出的解释是，黄河水量小了，可沿岸耕种的人也欺近了河床，以至于一旦洪水到来，过窄的河道难于行洪，就频繁决口。

　　两汉黄河治理，屡治屡败，很长时间只得放任不管，任由黄河泛滥，直到东汉初年王景主持治理黄河，在黄河干流边又开辟了一条长达500公里，更直、河床更低的河道分流洪水。王景治河后，黄河安流了800年，被后世誉为“安流期”。宋朝后，黄河下游成了游牧与农耕民族的争战区域，黄河才又故态复萌，不断决口改道。

　　如果说食物的多寡决定了古人的生存状态和人口数量，大自然能够提供的保暖手段，是否也是人类生存的一个限制性因素呢？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蚕的吐丝，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丝织品的国家之一，最早的丝织品是在河南省荥阳市青台村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出土的丝织品距今已有5500多年的历史。此外，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钱山漾的良渚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距今约4200年的丝织品。

　　在此之前，原始人用兽皮和植物纤维包裹身体。若要保暖，野兽皮毛当然是最好的保暖衣料，但自然界是否能够提供充足的皮毛呢？或许这就是一项限制人口膨胀的因素。而一旦人类能够养蚕，以蚕丝为填充物，他们面对冬日的寒凉也就有了更多的御寒衣物。但冬日保暖的成本显然是昂贵的，在睡虎地秦简那篇著名的秦国士兵的家信中，除了对家人的关切，征战中要为家族赢得爵位的黑夫向家里索要的是钱和衣服。他在信中提到，自己和哥哥惊在淮阳当兵，马上就要冬天了，他希望母亲能寄些钱和衣服来。冬天御寒的衣服，是秦国兵士的一项重要的战争物资，甚至到了要千里修书讨要的程度。

　　上世纪30年代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发现的居延汉简是研究汉代边塞地区军事防御和屯田制度、汉代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文献，在这些文献中，颇有一些衣物的交易记录，如戍边士兵之间买卖衣服，一领裘衣1500钱，一领单衣350钱，一件布袍的价格是1400钱，而当时一石谷物的价格略多于100钱，一个士兵一个月的口粮是3.3石，一件厚的袍子就抵得上四五个月的口粮了。并且，居延汉简里记载的单衣和袍子的价格相差悬殊，可见彼时的衣服以衣料的多寡论价，而不是如今天设计裁剪色彩都考虑在内，大品牌的单衣比小品牌的厚实的冬服贵得多。

　　很可能，那个时候是没有现代意义的棉衣的。棉花的原产地是印度和阿拉伯地区，汉代传入中国，但只在西南地区小规模种植，未得到推广。宋末元初，黄道婆从海南岛黎族人那里学到了纺织技术，棉花种植才在江南发展起来，棉花也逐渐成为中国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在明清时期，中国才成为世界上重要的棉花生产和出口国之一。

　　汉代人穿着的袍子，棉衣里的填充物主要是丝绵，丝绵是蚕茧经过加工而成的絮状物，又保暖又柔软轻盈，自然是上乘的保暖衣装。可惜蚕吐丝毕竟量极少，丝绵也只有社会上层少数人享用得起。绝大多数人衣物里填充的也只有苇絮、麻或葛了，自然是不保暖的。后来古人还如造纸一般，把树皮纤维织造成纸衣，穷人凭此御寒。

　　汉代是大一统王朝第一次深入西北边疆，或许也有当时温暖气候的助力。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春，霍去病击败匈奴，河西走廊纳入西汉版图，后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史称“河西四郡”。而武威古称凉城，显示古人对寒凉的敏感。汉武帝还在东北和朝鲜半岛设立四个郡。可到了东汉末年，天气转冷后群雄蜂起，版图就分裂了。

　　汉代朝廷对农业极其重视，汉文帝免赋税12年，汉景帝又将农业赋税降到了“三十税一”，农民的农作物产量中，每30份中上交一份作为税赋。汉朝皇帝称自己为天下第一农夫，经常到黄河与汾河交汇处的后土祠去祭拜土地娘娘。西汉末年，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农学专著《氾胜之书》，氾胜之官至黄门侍郎，曾以轻车使者的名义在三辅（今陕西省平原）指导农业生产，获得丰收。《氾胜之书》总结的是他在黄河流域指导农事的经验，书里对农业增产具有普遍意义的当是“区田法”，把土地分成若干个小区，做成区田。每一块小区，四周打上土埂，中间整平，深挖翻平土壤，利于肥力输送，保土保湿。氾胜之还大力提倡密植，注意中耕灌溉等。

　　《氾胜之书》之前汉代已经出现了代田法。汉武帝穷兵黩武，晚年悔悟征伐之事，提出“方今之务，在于力农”，因而任用农业方面的全才型人物赵过推广代田。所谓代田，即是使土地部分利用和休闲，并轮番交替的方法。田地深翻，沟垄相间，种子播种在沟中，待出苗后，结合中耕除草将垄土壅苗（平垄）。这样可以防风抗倒伏，保墒抗旱。垄和沟的位置逐年轮换，前一年的垄，今年变为沟；今年的沟，明年变为垄，这也就是代田法得名之由来。垄沟互换使得土地轮番利用与休闲，无须大面积休耕，土地也能常年保持肥力。

　　代田需要深翻，可穷人缺牛少马，所以起初代田主要在富户间流行。代田的功效显现出来后，穷人也开始想办法仿效了，牛耕这一存在很久却没有大规模运用的耕作方式在汉代大面积铺开来。《汉书·食货志》还记载赵过向全国推广耦犁和耧车，耦犁是用两头牛拉两个犁，后面两个人各扶一个犁，前面一个人负责牵引两头牛，二牛三人一组的耕地方式大大提高了生产力。耧车则是一种畜力条播机。

　　许倬云在《汉代农业：中国农业经济的起源及特性》里提到，汉代农作的规模一般都不大。农史学家估计在秦统一前夕，秦国农民平均占有土地的数量要远远小于108小亩的理想状况。而在人口更为密集的关东诸国，农民已经开始开发沼泽及丘陵向阴面等边缘土地。

　　史学家根据《管子》推算，当时农户平均占有的土地是70亩，但不同的史料却显示，平均农作规模是20～30亩，每人5～7.5亩，或者说每个劳动力6.6～10亩。照《汉书·食货志》的说法，汉代一个劳动力平均大约耕种相当于今天14.4亩的土地，每户有田合今28.8亩。

　　后人的眼里，汉代农民的生活，大都是一种悲惨的生活，土地被兼并，寄人篱下。他们春耕夏耘，秋获冬藏，却缺衣少食。但据1979年署名宁可的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汉代农业漫谈》的分析，从西汉末到东汉后期，全国人口大致保持在5000万人上下，其中农业人口约占4000万。一家五口，两个劳动力，每个劳动力年产粮2000斤，全国每人每年占有粮食640斤，每个农业人口每年口粮486斤。作者于是感叹，从汉以来的2000年，我国农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农业劳动生产率，每个农业人口的口粮数和全国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数，仍在汉代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徘徊。

　　作为对比的是，202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13731亿斤，平均到每个人头上968斤。

　　每个朝代开国之初土地都相对充裕，荒地闲置出来，前朝土地被没收，皇室于是占有了大面积土地，尤其是山林、沼泽、森林和湖泊，更是专为皇家辟出的猎场。汉初当萧何提议开放上林苑中的空地让百姓耕种时，汉高祖刘邦曾勃然大怒，萧何因此被下狱。可到了武帝时代，贫富之间的土地矛盾已经极为尖锐了，朝廷开始将土地授予那些失地的农民。从公元前140年第一次提到国有土地的授予，到公元2年的最后一次授予，《汉书》记载了11次授地活动。将国有土地授予贫民，意味着这个国家已经没有荒芜的土地，农民开始变为流民，政府不希望流民啸聚山林破坏稳定，只好拿出了皇家土地。

　　但汉代的土地，相对于后来的王朝还是相当充裕的。朱国虹所著的《人地关系论》中，东汉人均耕地是最多的，达到了10.7亩，到了清代中期则人均不足3亩。

　　关于历代农业生产和人均粮食占有量，古人没有精准的统计，今人只能依据史料猜测。众多推算中比较受认可的，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家卜风贤在《传统农业时代的灾荒风险和粮食安全》里的估算：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人均粮食是615市斤，秦汉时期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了1048市斤，隋唐更达到了顶峰的1450市斤，随后就开始退步，到了清代降到了780市斤。

　　汉代的农作物还主要是产量不高的旱作小米，战国到汉初，正常年景没有灌溉的旱田小米单产40斤左右。直到唐朝中期小麦才逐渐取代小米的主要商品粮地位。又由于可以越冬，小麦的普及相当于提高了复种率。西汉时期的犁也比现在要落后很多，唐朝才在苏州一带出现的曲辕犁是中国古代农具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普及到中原大部分地区也要到宋朝。可由于国家统一，西汉中期开始官员普遍异地任官，农业技术开始飞快普及。西汉中期是农业技术飞跃的一个阶段，生产力爆发，单产快速提升，甚至超过了人口的增速，那应该是一个技术和制度红利集中释放的时期。

　　汉朝之后的历朝历代，尽管农耕技术在进步，新的土地得到垦殖，可技术和土地红利再也没有超过人口的增速，人均粮食的暂时提高很快就会被激增的人口拉下，马尔萨斯陷阱，这个困扰人类生存的梦魇登场了。

　　许倬云写汉代的农业，其实并不想仅仅介绍当时的农业状况，而是试图陈述一个事实，即汉代打下了中国后来农业发展的主要基础和框架，此后的朝代便是小修小补，农业立国的地位再也没有改变过。但如果我们回到那个年代，在汉初短短的100年间，我们的国家或许不必走到重农轻商、只重农耕不及其余的路径，以至于后世路径依赖，积重难返。

　　自从春秋末期土地私有，土地在国人中的转移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汉代的土地兼并也是如此。范晔在《后汉书》中做了这样的描述：“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改朝换代，土地均平化后，经过一段时间又会重新聚集到富家大户手中，贫富矛盾于是又重新被激发出来，直至再度爆发农民起义。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希望汲取教训，但从来也跳不出朝代更迭的悲剧循环。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土地兼并贫富分化，儒生们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回到周代的井田制，这也直接导致了王莽篡权后的土地公有。但除了儒生的乌托邦理想，汉帝国的统治者对豪强的忌惮却是别有原因的——豪强有钱有人，壮大后便有了挑战皇权的潜力。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纳李斯建议行郡县之制，目的就是杜绝诸侯势力，行一家之王政，万世不移。刘邦取秦而代之，第一要务就是总结秦亡的教训，从秦之严刑峻法的法家治理方式转向儒教，与民休息。但在权力分配上承袭的仍是秦的皇权独大的郡县制。

　　可刘邦以一介亭长的社会根基得天下，要聚拢一批勇士谋士，是不得不以诸侯分封来赢取人心的。汉代开国之初，皇帝并没有乾纲独断的实力，各方势力角力，社会也表现出纷繁复杂的环境。按许倬云的说法，“早在战国时期，伴随着地区间的频繁联系，货币制度的发展，以及城市中心的增长，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商业的繁荣，那些在生意上获得成功的人，也同时赢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在汉朝初期，商业活动非常兴盛，继续保持着战国时期的商业繁荣和壮观的城市化进程”。汉代国家统一，阻碍货物流通的关卡消失了，道路系统更加完善，汉代的商业活动必定更加兴旺。

　　崔寔在公元2世纪编撰的《四民月令》，描述了地主家庭生活的各种有趣细节。地主们通过经营农业来维持其大家庭，以出售剩余农产品与手工业品作为收入来源补充。《四民月令》提到的家庭事务包括教育、祭祀，不同时令的农活，还有桑蚕、衣服裁制、洗染、缝补等。战国末期，人们发明了“石转盘磨”，能够将小麦粒磨成粉末了，这种“石转盘磨”，到了汉朝在全国推广开来，人们吃到了面粉，但面粉发酵技术还没有传到中国。那时候的地主生活也包括食品制作、酿造与制酱。

　　商品经济发展，同时赋税征课货币化，农民的土地得不到保障，在汉代，人们的生活中处处都要用到钱。农闲时农人们会养蚕、纺线织麻、制作工具、做家具、养殖家畜，做各种小生意换钱。尽管那时候的经商和手工业被儒生们看作是“背本趋末”，但汉初的“事末”历时长、地区广、人数多，并非个别现象。战国末期至汉初，商品经济向着专业化发展，司马迁曾列举了许多能带来丰厚回报的经济行业，这些行业包括养殖牲畜、种植果木以及园林。那时候的富商大贾，有的种田起家，财富超过了一州之长官；有的行贾，类似现在收山货、跑单帮的，也有巨富之人；卖油脂的也聚积了上千金的财产；磨刀的也成了富甲一方的巨商大户，钟鸣鼎食。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但最终，喧嚷热闹的商业社会还是被泼了冷水。提倡重农抑商最激烈的士大夫是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的晁错，在《论贵粟疏》中他提出，当时的农民一年辛辛苦苦，到头来却不得不“卖田宅，鬻子孙”，而富商大贾们“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通过两种截然不同的境遇的强烈对比，他指出要重农就必须抑商，不抑商就无以重农。贾谊也有类似论断，“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

　　可问题是，大批农民从事工商末业经营，不仅有助于缓解人口集中地区对土地的压力，而且对增加收入、加速城乡商品交流、提高社会经济效益诸方面都具有积极作用。那个时代的读书人，脑回路还是少了一环。不过，这个简单的逻辑正迎合了皇帝的胃口，平定了诸侯势力后，对皇权构成威胁的正是富商大贾。后来撼动王朝根基的农民起义，说是农民起义，其实很多起义领袖都出身于私盐贩子之家。

　　将社会原子化，是历代统治者千秋万代的一门。秦晖教授通过简牍碑铭等研读中国古代的乡村结构，发现汉代长沙郡各县里丘（自然村）可以说都是杂姓聚落，村中没有超过30%的大姓，而一姓人口也往往分布在多个村落。这显然和我们对现代乡村的认识完全不同。从秦之商鞅变法，国家就在强制兄弟分家，务求分化家族势力。更不要说有钱有势的商人了。汉代的里亭设置也是对上负责而非自治组织。里亭制存在多个系统：民政系统（里）、情治系统（亭）、文教系统（社）等，彼此互不统属，外来户口也可以就任，很明显这是上级设置用以方便监察动员的制度。

　　但统治者的脑回路其实也并没有复杂到哪里去，他们只管得了自己脚下的一亩三分地，边远地区却是鞭长莫及的。于是乎那些失地农民向着未开垦的森林荒地找生活，逐渐聚集起来。人一多了，自然有衣食供应的商品需求，也就会逐渐聚集在能力出众的人物周围。到了汉初末期，边远区域经常有地方豪强，聚拢着数万的农夫农奴。

　　王莽代汉，农民军蜂拥而起。绿林军就来自长江流域荆州一带的绿林山。重农抑商的模式虽暂时稳固了皇权，却埋下了王朝倾覆的祸根。更可怕的是，中国2000年朝代更迭的治乱循环也不可避免地在马尔萨斯陷阱的机制作用下发生着，一直到了近现代，西方科技和思想的传入，才给我们带来了生产力的飞跃，有了走出陷阱的契机。